在飞碟游戏中，我正在给六英尺高的Elmo一个回旋踢。当我的脚贯穿他时，他的胃碎成了棱角分明的碎片。然后，我逐步走向他的朋友Grover，越来越近，最后把我的头直接放在了他正在逼近的黑色的空虚的嘴里面。
这个离奇的情境并不是梦。它发生在访问由Jeremy Bailenson创立和管理的斯坦福大学虚拟人类互动实验室的过程中。我去了那里，它看起来不太可能会给出育儿方面的建议。我想考虑一下屏幕时代的未来。
如果预测者是可信的，我们很快就会投入AR，VR，AI，MR和IoT——增强现实，虚拟现实，人工智能，“混合现实”和物联网这些组成的字母汤中。数字化的体验将如此身临其境与无处不在以至于黄石国家公园将会看起来像今天的时代广场。那时，作为单独实体存在并带有边界和关闭按钮的屏幕，将是一个离奇有趣的，半记忆的状态。
目前关于儿童数字媒体的科学建议是基于“屏幕时间”的概念，这是与“无屏时间”概念相对立的。“在线”意味着存在“离线”这样的事物。这些恰恰是可能融合下一代技术的分界线。
如果一个4岁的小孩在AR——AI Elmo（一个现有的虚构朋友）的陪伴下度过了一天，这算是屏幕时间吗？那么一个9岁的孩子在虚拟系绳提供之下在外安心玩耍，当他离开自己街区的时候，母亲的手机会发出警报怎么样呢？
我们意识到孩子遇到的内容会像以前一样重要。随着更多的应用程序回到共享物理空间，实际上可能会变得更容易。这个新的媒体世界向我们提供了广阔的新的表达和创造能力。未来的伟大艺术家和设计师的想象力在儿童时就被唤醒。作为父母，鼓励他们的媒体追求仍然是重要的。
不过，虚拟现实的出现正在引起人们的一些深刻的自我反省。正如19世纪的观众们可能看到卢米埃尔兄弟1895年关于火车进站的电影时就感到恐慌，我们的二十一世纪感知系统对3D沉浸的效果仍然有些天真。在我斯坦福大学实验室的旅行团里，我看到VR头戴式耳机使发育完全的成年人感到恶心，让他们恐惧地尖叫，拒绝跨越实体的地板，因为他们的眼睛告诉他们，他们正在一个悬崖边缘。
斯坦福大学的Bailenson说过：“大脑还没有进化到能够将一个令人信服的虚拟体验与物理体验区分开”。
就像以前的媒体类型一样，人们担心孩子会对效果过度敏感。他们似乎认为技术如此引人注目的事实只会令人担忧更强烈。
纽约大学未来现实实验室的Ken Perlin说：“在实验中，我们发现3岁以下的孩子不会戴上头戴式耳机，”学龄前儿童发现它太奇怪，黑暗，沉重又不舒服。但是，他说，“4岁以上的孩子就喜欢它。到了8或9岁的时候，他们疯了。他们在家里感觉完整了。当他们带上耳机的瞬间，他们就想出自己的活动。最近在一个会议上有人说：‘也许这个东西对13岁以下的孩子来说是不安全的。’但我说：‘也许这只适合13岁以下的孩子。’”
“我们的头脑千变万化。他们是通过许多可能的现实来工作的通用机制。人类思想在发展，以处理使用这种通用的应对机制可能出现的问题。“而且，Perlin认为，这样做感觉非常好。
“这可能是体验我们了解的头脑有什么能力的一个强有力的方式。”所以他修改了他的陈述; 虚拟现实是头脑的食物，而不是毒品。而且头脑特别灵活的年轻人特别喜欢这种食物。
所以如果我们不是七天二十四小时沉浸虚拟世界的话，VR的真正未来是什么？Perlin喜欢说：“全息甲板是另一种人”（全息甲板是在星际迷航中角色可以看到的虚拟VR环境，用于体育训练和玩游戏等）。他和他的实验室创造的经验通常允许两个或更多的人进行互动，无论他们身处同一个房间还是相隔数千英里。到目前为止，他们制作的很多东西实际上与蒙台梭利教室里的讲台类似：允许人们在一幅巨大的三维绘画上合作，或者踩压想象中的乐器，或者操纵四维几何形状，或者操控巨大的“傀儡“，又或是相距5000英里玩传球游戏。
跟我的孩子一起在虚构出来的亡灵节游行前进听起来比将她放在卡通片面前有趣的多。如果Perlin是对的，从当今的Wii和Kinect视频游戏中分支出来的多人VR和MR体验可能会比有界屏幕信息更加联通，因为它们将游戏移动到了共享的物理空间。Perlin认为，还有一个理由要给我们的孩子耳机：“VR界的Hitchcock和Spielberg还没有诞生。”他可能是你的宝贝！
“你好，你的名字是什么？我是Alex。“
Alex是一个穿着polo衫的性别模糊的8岁小孩，有着中等深色的皮肤和到下巴长度的弯曲头发。在匹兹堡一所特许学校的教室里，其他三年级学生坐在Alex对面做一项科学活动。他们要一起讨论一个恐龙的图片，并尽可能多地了解它。
Alex似乎并不总是能明白其他人所说的一切，有时会提供不恰当的通用回答，比如“我也是”。但是，考虑到Alex是在卡耐基梅隆大学创建的人工智能化身，对话的设计是相当不错的。
在某些方面，VR的育儿挑战更容易概念化，因为它们仍然存在于“媒体”的框架内——其他人的思维设计和指导的环境和故事，你打开和关闭，进入和离开，你都明白不是“真实的”。
人工智能更加复杂，而且难以抗拒。孩子们似乎喜欢与亚马逊的Alexa和iPhone的Siri等第一代语音激活的AI“助手”进行互动。人工智能开始模糊了与电脑程序和人交互的界限。
卡耐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副院长Justine Cassell开发在社交和情感方面吸引人们参与的技术。她对智力的自然交互——智力行为出现在对话，交流中，而不仅仅是在一个人的头脑中的理念很感兴趣。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她建立了鼓励孩子讲故事的“听众”程序。有些针对的是自闭症患者，还有一些针对英语学习者。孩子们可以创造想象的角色来倾听他们：一个篮球迷选择了Shaquille O'Neal。与这些程序相互作用已被证明可以建立儿童在使用语言方面的信心和教养，从而转化为与人类的对话。Cassell说：“在某种程度上，如果计算机设计得好，它就是理想的听众。他们从不迟到工作，无限可用，无限耐心。”
早期人工智能研究人员们几十年前首先提出了“终身学习伙伴”的概念。想一想：我们已经拥有了全世界的知识，而这并没有明显地让我们变更聪明（可能只是假装博学多闻）。但是，像一个聪明的想象中的朋友，学习同伴可以在社交和智力上让孩子参与进去——提出问题，及时提供鼓励，建议和资源联系，帮助你克服困难。随着时间的推移，同伴将越来越多地了解孩子所学的知识以及她的兴趣所在，并反映出她自己的一个版本，就像一个伟大的老师。
与Alex坐下来清楚地表明了普及终身学习同伴的想法仍然还需要几年的时间。另一方面，在我观看的实验视频中，因为缺乏更好更自然的词汇，孩子们与Alex互动的方式看起来令人吃惊。孩子们清楚，这不是一个真正的人——Cassell说，当你问他们关于Alex的问题时，他们只是翻白眼，但他们愿意跟它一起玩。实验结果表明，他们从Alex身上获得了非常真实的社会认同感或者社交威胁的感觉，这取决于它谈话的方式。
这让我想起了电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电视这个越来越普遍存在的“大荒地”出现了文化恐慌。
“电视是好的时候，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剧院，杂志或报纸都比不上它。但是，电视变坏时，就没有什么比它更糟的了，”FCC主席Newton Minow在1961年的著名演讲中说。
儿童教育节目的创造者们开始传播相反的消息——电视可能是一个积极的令人振奋的媒体，它值得公众支持。Rogers先生的邻居Fred Rogers在1969年5月1日在美国参议院传播小组委员会上作证时，为公共电视而辩护：“我每天都对每个孩子表达关怀。”
Rogers先生很引人注目。但Newton Minow是正确的。大多数媒体不是Rogers先生的邻居，大部分是商业性的，为公众利益创造很少的思考。
像芝麻街与VR和AI技术创造者一起追求的合作，或像PBS Kids和儿童编程语言ScratchJr之间的合伙关系，正在将媒体的公共使命带入21世纪。
但有一点对新媒体来说并不陌生，那就是它将继续以企业利益为主。并不是说好莱坞，电视业和硅谷没有为我们提供伟大的艺术，娱乐，联系和熏陶。不过，如果我们要倡导为孩子们提供媒体体验而不仅仅是利润，那么家长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可以从决策者和工业界的声音中获得更多的帮助，这些都是非常罕见的。
说这些力量是强大的并不能免除我们去做人类该做事情的责任，也就是积极地做出选择。当然，我担心我的孩子会遇到虚拟世界中的危险和过分荒淫的行为，就像我在现实世界中一样。但孩子们总是向人类展示如何适应。他们可以激发出我们最大的爱和关怀，我们最发自肺腑的同理心，正如他们再次唤醒了我们的好奇心和惊奇感。这正是我们与机器人战队作战，建设一个更人性化的数字世界所需要的超能力。
